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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当年是如何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的?

2017-2-8 18:31| 发布者: cnxqw| 查看: 26038 |来自: 红网

摘要: 咸丰二年(1852),曾国藩回到湖南。其时,湖南官僚主义作风甚嚣尘上,十分讲究官与民的界限。官民之间有一道鸿沟。而当时的士绅阶层,权力还不像后来那么大,民意、舆论也不如后来那么有影响力,于是,官场把持了很多 ...
咸丰二年(1852),曾国藩回到湖南。其时,湖南官僚主义作风甚嚣尘上,十分讲究官与民的界限。官民之间有一道鸿沟。而当时的士绅阶层,权力还不像后来那么大,民意、舆论也不如后来那么有影响力,于是,官场把持了很多事情,几乎不与民间做什么沟通。而现在曾国藩来了,他的风格却不一样——当然,这也与他要做的事情有关,募捐本就是针对民间,官家可拿不出这许多钱——他希望不论官界、民界、学界、商界,都能支持他。

曾国藩练新军的时候,起初没确定这支军队叫什么名字,只想着要练出一支勇军,为朝廷效力。他在咸丰三年(1853)正月,与罗泽南、王錱合作,开始练军。起初是皇帝下旨,让他帮同湖南巡抚办团练,经费自筹。而曾国藩最终没办团练,而是练了一支新军,所需经费远比办团练要多。其时,曾国藩家中虽已脱贫,但要他自己掏钱来练军,绝对负担不起。他想到的最好的方法是募捐:练军是为了保卫家乡,保卫同胞,而乡里乡亲出点钱,名正言顺,因此,他开始募捐。

咸丰二年(1852),曾国藩回到湖南。其时,湖南官僚主义作风甚嚣尘上,十分讲究官与民的界限:咱是做官的,当然要高高在上,不能随便搭理一般民众;尔等草民,没什么事最好不要来骚扰咱家。官民之间有一道鸿沟。而当时的士绅阶层,权力还不像后来那么大,民意、舆论也不如后来那么有影响力,于是,官场把持了很多事情,几乎不与民间做什么沟通。而现在曾国藩来了,他的风格却不一样——当然,这也与他要做的事情有关,募捐本就是针对民间,官家可拿不出这许多钱——他希望不论官界、民界、学界、商界,都能支持他。

他放下身段,频繁与人通信,寻求帮助。通信对象各界都有。是官,他要通信;是学者,他也找;平头老百姓写信给他,他也会回。而在信中,他都采用平等礼节,不摆架子。他当时已是二品官,年纪也不小了,然而与平民通信,上款也用“某某尊兄”。王闿运专门问他,为什么用“尊兄”这个称呼。曾国藩说,这是《三国志》里面的典故,法正称呼别人,即用这两个字;法正这么礼贤下士,平易近人,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。今天,我要请乡亲帮忙,所以学习法正,称人为“尊兄”。平易近人,这是曾国藩在湖南创军时期的第一个特点。

第二,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见,都可以跟他面谈,不讲究官场那套虚文。他的办公室设在长沙又一村附近,人来人往,十分热闹。

第三,写布告,或是劝捐,或是募兵,或是劝人不要通匪,他都会在布告上留下自己的姓名。这在传统中国,又是对人十分尊敬的做法。大家看古代布告,会发现通常的署名,前面是官衔,最后一个字则是那个人的姓。曾国藩当时是礼部左侍郎,署名就该是“礼部左堂曾”。但曾国藩不这样写,而是写成“礼部左侍郎曾国藩”。为什么这样就表示尊敬了呢?在传统中国,只有皇帝、父母、师长可以直接称名,除此之外,都应用字、号来称呼人。如曾国藩,朋友会用他的字“涤生”称呼他;尊敬一点,则称他“涤公”;年辈小一些,称他为“涤丈”;关系疏远一点,则连“涤”字都要少用,应使用“大人”这类称呼。如今曾国藩这么一个有地位、有身份的人,贴告示时把自己的姓名全写在上面,并不避讳,这就是尊敬士民的表现。

如此一来,效果还真不错。省城各级官员醒悟,曾国藩这么官高名大的人都能平易近人,自己也该收敛些,向他学习,不能总是摆官架子。这样一来,湖南的官场风气慢慢起了变化。曾国藩能够这样做,与他早年的志向有关。他写过一篇文章,题为“原才”,略谓,一个人不要总是抱怨社会风气不好,不要总是说人心不古,而应从自己做起,尽量改变世风。你希望世人都能向义,都能去利,那么自己首先得以身作则。你不必在意自己地位如何,是不是能起到表率作用,从而影响更多的人。当然,地位高一点更好,影响力会大一点。其中的关键,在于认识“风俗之厚薄”到底是如何转化的。

天下虽大,只须一二人,他们真能向义去利,从我做起,必然能够转移世风。曾国藩虽平易近人,但骨子里抱有精英主义情结。他说,老百姓“庸弱者比比皆是”,即大多数的人,既平凡又无力,指望他们改变世界,不靠谱。吾人精英(贤且智者),应该站出来,告诉老百姓,我们向义忘利,并且身体力行,以为表率。于是,“庸弱”的老百姓,才会有样学样。如此,世风庶几能够转移。整天抱怨世风如何如何,却不率先做起来,终究不能触发群众的良知,毫无意义。

当然,曾国藩的言行也引起闲言闲语。有人觉得,吾人缙绅阶级,凭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毫无威仪?凭什么要弄得如此扁平化,跟草民搞零距离,体统安在?不仅官场有人这么想,即使曾国藩身边的年轻助手——虽无官职,却有举人进士的功名,算是体制内人物——也有这么抱怨的。窃谓,这些人对管理学的理解力不如曾国藩。

用今天的例子来讲,曾国藩创军好比创业,是要做一个公司。我们知道公司治理一定要有制度,制订战略,实施方案,都需要有制度保障,这个制度要合理,要很润滑。然而,这说的是一种成熟的组织,需要平稳的运作环境,目标清楚、手段明确,为达成目标所需资源也已到位。而曾国藩建军,其实是一种创业型组织,而正在创业的公司是不需要太多制度的。这种公司首要讲究“扁平化”,使企业不要层级太多。因为扁平化的特点是以一点对多点,固然有一个领导人,但是,这个领导人不是高踞员工之上,而是在员工之中,无论是办公开间的设计,还是内部信息系统的畅通,或是相互称名,都是为了实现扁平化管理,从而提升反应速度,降低沟通成本。快捷、实效,这是创业公司追求的主要目标。

再看已经成长起来的大企业,则没有一家能搞扁平化——尽管都在吹大象也能跳舞,其实纯属忽悠,当不得真。为什么呢?创业时,尽量减少层级,公司更有效率,更能激发领导者与员工的创造性。尤其因为不受繁琐规章的束缚,员工的能动性可以得到极大程度发挥。上下一体、如臂使指、相磨相荡、火花四溅,实在是创业型组织的最佳形态。这就是曾国藩所以要与部属民众以平等方式交往的真正原因,他需要大家去触发他的灵感,或者给他提供建设性意见。曾国藩不会说“扁平化”这个词,但他明白这个道理。因此,在创军时期,他绝不讲求层级。这也成为未来湘军自我标榜的一个优良传统,尽管后期军中官气日盛,“乡气”日少——乡气,就是撸起袖子一齐创业的氛围。

曾国藩办团练,很少说“本大臣是圣上钦定”如何如何,而是说“弟国藩”想怎样怎样。与人通信,他表达的意思总是:咱们是兄弟,是朋友,我与你私下写一封信,不是什么公函,咱们有话直说,毫无顾忌。曾国藩以私人论交的手法来办公事,创立湘军,成效甚著,影响甚佳。尤其对罗泽南、王錱这两位负责具体办事的人来说,曾国藩虚己礼士的态度,十分受用……

本文摘自《湘军崛起》,原标题为“曾国藩:低姿态创业"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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